英国进口检查新政策即将实施 进口商：可能导致食品短缺

全国首例斑马线之罚案中，法官认为，机动车礼让行人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这背后关系到行人的生命安全问题。

我国已经制定了很多法律，但法律的实施效果还需要进一步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法律表现形式。

从治理内容来看，国家治理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和制度安排。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深刻总结推进法治建设的经验与做法，将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并围绕法治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创造性地提出了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理论命题。到那时，就能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包含五个部分：一是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二是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三是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四是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五是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要健全全面实施宪法的制度机制，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让宪法真正成为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从制度特性来看，法治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走向成熟定型的重要标志。相反，一些国家虽然也一度实现快速发展，但并没有顺利迈进现代化的门槛，而是陷入这样或那样的‘陷阱，出现经济社会发展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在历史脉络中，虽然法律先定仅是相对的先定，仅在有限范围内具有无授权不行政的规范内涵，但正是在这种授权行政的基础上，这个原则历经反复锤炼、逐步提高规范密度最终锻造出严格的授权禁止。

相较而言，法定不带有禁止转让、排他专属的意思。1848年革命失败后，受挫的资产阶级退缩到个人自由和私人财产，只要求国家能尊重自己的个人领域，对其他并不感兴趣。周佑勇也认为：《立法法》以宪法为基础，作了进一步和更为具体的规定。举凡参与立法、行政的主体，无论它在法律之后还是法律之前，皆应注意法律先定的双重甚至多重面向。

具体理由如下： 第一，Vorbehalt是迈耶特意选取的词汇，它指向一种特定的先后关系。正所谓国家对公民自由和私产的干预，应先由法律规定，再交由行政执行，若法律未先定，则行政不作为。

同时这与法律优先是极易混淆的。即先将法律保留同《立法法》两个条文划等号，再将法律保留划分为绝对保留与相对保留。法律先定既约束法律之后的政府执行，也约束法律之前的君主执政。事实上，在德国所有法律均由议会制定，议会与立法机关划等号，法律具有终局性、决定性和最高性，这些都是20世纪确立议会民主制后才发生的变化。

无论保留还是法定，都缺少先、前的意思。与汉语翻译为保留不同，权威德语法学词典对Vorbehalt的解释却是事前的限制。上文提到，法律保留易被误解为横向的立法权专属，似乎在这一概念产生之时就有某些特定事项专属于议会，只能制定法律，行政不得染指。法律前置于行政，行政以法律为前提和基础。

按照应松年的观点，上述条文是法律保留原则的宪法依据。弗里德汉姆·胡芬（Friedhelm Hufen）更为细腻地论述当中的先后关系。

一旦这些特殊公民进入国家，与之结成特别紧密的关系，则针对这些特定公民群体的国家干预就逸出法律先定的范围，遁入特别权力关系的领域。这种程序性的保障只能有限地牵制君主，还未发展出约束行政的功能。

现实中，若许多情况下连最基本的授权行政都未能落实，授权行政、授权明确、授权禁止之间一再发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议会保留除了授权禁止这部分，还具有法律保留不具有的部分内涵，因为议会除了制定法律还可以通过其他形式作出决定。自19世纪初开始，德意志各邦宪法普遍用凡涉及公民自由和私产，应由议会法律规定这类表述来表达法律保留的意思。先定以既有概念法定为基础，蕴含着先由法律规定的意思，符合宪法原文由法律规定。受此影响，中国公法学者多将该原则分为宪法与行政法两个层面。（二）概念的传播与移植 后世许多德国公法学者在阐释Vorbehalt时，侧重法律与行政的条件关系，强调法律是行政的基础。

笔者猜测：与其寻找一个与优先既相似又有差异的汉语词汇，不如直接退回到德意志各邦国宪法所载的依法律规定这类表述，有意或无意地省略前缀vor，将vorbehalten限缩为behalten，直接翻译为留保。君主自行选择统治国家的方式，或制定法律，或发布法令，或直接行为。

对照德国学理可见，上面那种将法律保留同《立法法》第8条划等号的观点并非完整的法律保留，只是部分的授权禁止或交叉的议会保留。杨登峰也认为法律保留一词较有局限，绝对保留加上相对保留只是部分内涵，应扩展为行政法定。

在横向上，行政法定容易同相邻概念法律优先发生混淆。二、法律保留在中国公法学的三重困境 上世纪七十年代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作出一系列判决，引发公法学界重新讨论法律保留原则，继而发展出以干预保留、给付保留、全面保留、基本权利法律保留为主的规范体系。

无独有偶，德国学界在较长时间内也认为法律先定以法治国原则为基础，以干预先定为原型，仅具有单一的约束对象。当中的授权行政（立法）本是法律保留的基础内容，却在这种绝对保留加相对保留的观点中找不到立足之地。恩斯特—沃尔夫冈·博肯佛德（Ernst-Wolfgang B?ckenf?rde）指出：在那些不涉及公民自由和私产的领域，君主依然保有独立的规范制定权（Normsetzungsbefugnis），直接命令政府执行。相反，法律保留的宾语是某些事项，存在对象上的错位。

当时的人们普遍认识到，必须通过法律或至少通过有法律授权的法令，才能发布一般抽象的规范。从公民的视角来看，所谓‘特别权力关系的先定，曾经特别重要。

具有深远意义的是，原本从君主决定到官吏执行的统治链条被民主所截断，被议会嵌入法律。摘要：法律保留概念诞生在德国，后经日本转介进入中国已近百年。

虽然此时的法律还不是整个统治链条的核心，但俨然已是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总体来看，当时的法律先定带有明显的法治国色彩，主要是消极防止国家行政对公民自由和私产的恣意干预，还未像后世那般积极保障民主议会对国家事务的主导权，强调议会通过法律形成共识、作出决策。

总之，立法与行政关系明确但不绝对、灵活但不失序，谁轻谁重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谁先谁后则是宪法确定的。在中国语境下，主要是强调国家立法权与地方立法权的区分，国家立法权专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地方人大被排除在外，只能行使地方立法权。当然，纵向维度的立法权分配往往会同横向维度的法律保留产生复杂的互动关系。虽面对议会的参与权，行政借由这种特别权力关系亦可先行划定一个独立的、不受法律约束的领域。

另一方面，可以从先定一词顺畅演绎出先由法律授权行政规定先由法律明确规定只由法律规定三层表述，分别对接授权行政（立法）、授权明确、授权禁止三层内涵。这种国家法层面、民主意义上的法律先定，在实践中才逐渐发展出行政法层面、法治国意义上的内涵。

相较而言，周佑勇主张将行政法定作为法律保留与法律优先的上位原则更为合适。在纵向上，行政法定无法与上位概念依法行政拉开距离。

保留侧重单方面划定专属立法权，缺少转还空间，难免与授权禁止、议会保留相混淆。比较来看，学术概念是从前往后，政治论述是从后往前，共同指向立法与行政的先后关系。